发布时间:2023-07-04浏览次数:865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陈佳琳
发于2023.12.11总第112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为期一周的临时停火协议到期后,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事全面重启。此前“相对安全”的加沙南部,成为新阶段战事的焦点。进行了三天猛烈的轰炸后,当地时间12月4日,以色列地面部队正在向南部重镇汗尤尼斯推进。当地被视作哈马斯高层的藏身之处,也是大量流离失所者的避难所。
10月初加沙冲突爆发后,以军大举进攻加沙,迫使大量居住在加沙北部的民众南下至汗尤尼斯避难。战火重燃后,以军在汗尤尼斯及其周边地区空投传单,要求当地民众立即撤离此地。
战事初期,优素福举家逃离加沙最北部,先后在加沙城和汗尤尼斯躲避战火。随着以军再次逼近,优素福和家人不得不第三次打包行李,逃往地中海海滨城镇马瓦西一处以方所谓的“安全区”。优素福和家人在马瓦西的亲戚家落脚。他们在庭院里用塑料布支起临时的避难所。
马瓦西的“安全区”是一块面积仅有14平方公里的狭长农地,缺乏生活基础设施,难以容纳大量人口。包括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慈善团体在内的十几个组织先前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单方面设立“安全区”。“安全区”是否真的能带来安全?未来是否还要再次为以色列军队让路?还可以逃到哪里去?对于这些问题,优素福都没有答案。
以色列军方表示,其地面攻势正扩大到“加沙地带所有地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赫齐·哈莱维前往加沙视察作战部队时称,以色列在南部所投入兵力、打击强度和战果相比北部行动都不会“逊色”。
针对再次重启的加沙战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以色列避免采取进一步行动,使加沙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恶化,让平民免受更多痛苦。他再次呼吁交战方在加沙地带实现持久的人道主义停火,释放他们所扣押的人员。
“对于被命令撤离的人来说,他们无处可去,也几乎没有什么可赖以生存的。”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蒂芬·迪雅里克说。
加沙南部遭受“最猛烈的轰炸”
12月2日清晨,临时停火协议到期。在以色列,靠近加沙边境的几个基布兹(集体社区)响起了火箭弹来袭的警报声。有报道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率先展开了袭击,但没有关于目标被击中的报道。在加沙,以色列战机呼啸而来,在北部、中部和南部都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重新开火约1小时后,汗尤尼斯东南部的欧洲医院接收了第一批伤员。当天,该院的外科医生保罗·莱伊做了12台截肢手术,包括给一名两岁儿童做双腿截肢。“我一整天都没有离开医院。”莱伊向媒体表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在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见到大量被弹片击中或高度烧伤的儿童,“走廊到处都是血”,而医院附近不断有爆炸声传来。埃尔德表示,加沙南部正遭受10月7日以来“最猛烈的轰炸”,而在袭击恢复前,医院的收治能力就已经“严重饱和”。
欧洲-地中海人权监测组织表示,停火结束后,尽管仍有少量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但这些物资几乎完全被限制在最南部与埃及交界的拉法。由于以色列的猛烈攻击,向临近的汗尤尼斯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停止。
在此前的战斗中,以色列部队在加沙北部摧毁了大量基础设施。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对比卫星图像发现,北部约有9.8万栋建筑被损坏或完全摧毁。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整个加沙有约60%的住房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据以色列媒体《+972杂志》的调查,以色列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来选择轰炸地点,其中大多数轰炸与军事目的无关,只是为了震慑哈马斯,强调数量而非质量。
据加沙卫生部门的统计,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休战前,加沙已有超过1.5万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七成是妇女和儿童。如果以色列在人口密度加倍的南部复制在北部的战术,其结果很可能是每天有数千人丧生。
以色列在向加沙南部投放的传单中敦促居民离开汗尤尼斯以东,警告说该地现在是“危险的战区”。这与以色列在对加沙北部展开地面入侵之前使用的策略如出一辙。略有不同的是,这次传单上附有二维码。
通过扫描传二维码或访问社交媒体上的链接,加沙居民可获取以色列军方绘制的一份地图,图上将加沙分为620个编码的区块。以色列军方要求居民了解他们所在位置的编号,当以色列下达撤离命令时,指定编码区的居民“为了安全起见”,需要转移到另外的区块。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指出,在没有电力供应、电信经常中断的情况下,居民没有可靠的途径获取地图。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医疗援助的当地一家慈善机构加沙分部主任菲克尔·沙尔图特则表示,“我们不知道如果有医院的地区被以色列标记为‘不安全’会发生什么。这些医院的运营已经远远超出了能力范围,那么病人和工作人员将疏散到哪里呢?”英国《卫报》评论说,“把惊恐万分、无家可归的家庭和饱受创伤的儿童当作绵羊或山羊一样赶进圈舍,这是可耻的。”
大量散发的地图和传单,在拥挤的南部引起了恐慌和混乱。许多被敦促撤离的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逃难。自10月7日以来,约80%的加沙人口,即约18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以色列发布针对南部地区的撤离命令后,这个数字将继续上升。有至少14个当地政府和联合国设立的避难所位于以色列军队12月3日宣布的新疏散区域内。截至11月28日,这些避难所已经登记了超过6.8万名流离失所者。
大部分加沙人被限制出境,只能在加沙内部寻求避难的地方。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数据,大约140万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学校、医疗中心、清真寺和教堂寻求庇护,大约40万人挤进小公寓和庭院避难。
挪威难民援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尤塞夫·哈马什于10月中旬逃离加沙北部的家园,现与40名亲戚挤在汗尤尼斯一间两室住宅中。“你必须排队等两个小时才能上厕所,洗个澡就像做梦一样。”他向媒体表示,还有许多人露宿街头。“之前的情况已经难以想象,现在他们又要迫使人们搬迁。”
以色列目前正在鼓励巴勒斯坦人逃往毗邻埃及的拉法以及加沙西南海岸的所谓“安全区”马瓦西。
救助儿童组织巴勒斯坦区域主任杰森·李日前表示,他已在拉法看到一个新的人口转移现象,当地避难所已经过度拥挤。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负责人菲利普·拉扎里尼对媒体表示,“在战区没有单方面宣布的安全区。如果我们想谈论更安全的地区,就必须坚持更严格地遵守国际人道法。”拉扎里尼还指出,至少100 万流离失所者在联合国旗帜保护下的公共建筑中寻求庇护,但即便如此,“仍有200 多人在我们的房舍内遭杀害”。
国际社会正在不断向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新一阶段的作战中改变战术,尽可能减少平民死亡。
“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它有能力消除哈马斯构成的威胁,同时尽量减少对无辜男女老幼的伤害。以色列有义务这样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战斗重启前夕会见了以色列官员,敦促他们在下一阶段战争中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警告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坚持目前的路线,将面临战略失败。
然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减缓或停止的迹象。以色列国防部表示,在恢复军事行动的头24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400个地点,其中50个位于汗尤尼斯。而加沙卫生部门12月3日表示,新一轮轰炸在三日之内造成至少 509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316人受伤。以色列则表示,其打击的目标是哈马斯人员,强调平民伤亡应归咎于这些武装分子在居民区执行活动。
“不是一场拯救人质的战争”
在为期一周的临时停火期间,内塔尼亚胡持续受到来自政府中右翼势力的压力,要求他重启战争。即便如此,开战当天,达成新协议的希望仍然存在,恢复停火的谈判仍在继续。不过,一天之后,情势就急转直下。
12月2日,以色列宣布与哈马斯就释放人质换取暂时停火的谈判陷入僵局,并从卡塔尔撤回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谈判小组。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萨利赫·阿鲁里表示,在战争结束前,不会再释放更多人质。短期内,加沙平民及以色列人质家属的痛苦都无法得到缓解。
以色列与哈马斯互相指责对方应为谈判失败负责。以色列官员向媒体表示,哈马斯承诺释放所有被扣妇女和儿童,以换取将停火延长至9天。但直到停火协议到期,哈马斯都没有提供释放妇女人质的名单。哈马斯官员则指出,以色列提议释放的女性包括国防军预备军人,不属于平民。哈马斯提出愿意谈判老年男性人质的释放,但要求以色列释放数量更多的巴勒斯坦囚犯。但以色列坚持,在所有妇女获释之前,不会讨论新的交易。
此前,在卡塔尔与埃及的协调下,以色列和哈马斯于11月24日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暂停战斗并互换人质和囚犯。在临时停火期间,有81 名以色列公民获释。根据协议框架,哈马斯每释放1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就会释放3名巴勒斯坦囚犯。在交换协议框架之外,有 24 名外国公民获释。在该协议达成之前,经埃及和卡塔尔斡旋,哈马斯释放了4名人质。此外,还有1名人质被以军解救。
在短暂的停火期间,每天还有约160 至 200 辆卡车获准进入加沙,为南部地区带去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不过这一数量与战前相比只是杯水车薪,当时每天有约500 辆卡车为加沙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仍有约 137 名人质留在加沙。这一数字包括据说已被杀害但尸体仍被哈马斯扣押的 15 人。因此,仍被扣押在加沙的在世人质可能达到 122 人。以色列估计,剩余的人质中有 11 名外国公民,其余大多数是拥有以色列国籍的男性。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是以色列军人。
“(以色列政府)更致力于战争而非人质谈判,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可以为许多剩余的囚犯达成合理的交易。”美国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高级常驻学者侯赛因·伊比什表示。“现在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而不是拯救人质。这场战事还未完全演变成一场拯救人质的战争。”
然而,许多批评者指出,摧毁哈马斯是一个模糊的目标,没有任何可实现的标志来界定成功与否。在过去两个月的战斗中,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及其统治加沙的能力,仍无实证。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截至11月19日,已杀死约4000名哈马斯战斗人员,并将300名嫌疑人带入以色列审讯。此外,以军在加沙北部摧毁了约 400 个地道竖井。据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估计,哈马斯仍有多达 15000 枚火箭弹,以及数千名仍活跃的武装分子。
以色列军方官员此前也向媒体承认,虽然以色列已经击毙了大量中级战场指挥官,但还未能触及任何高级领导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东项目主任乔恩·阿尔特曼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北部没有取得太多胜利。“许多建筑被摧毁,许多人流离失所,但就真正伤害哈马斯而言,以色列人无法给出实际的胜果。”
据英国《卫报》报道,以色列从北部战斗中抓获的数百名武装分子那里收集到了情报。以军相信,这些情报将帮助他们找到并杀死哈马斯的领导人。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军事与安全研究项目主任迈克尔·艾森斯塔特指出,杀死辛瓦尔、戴夫等标志性哈马斯高层,可以为以色列带来 “非常明显的、象征性的和实质性的成就”,但即使实现这一目标也会造成毁灭性的伤亡。
“以色列只是在发泄和寻求报复。”侯赛因·伊比什指出,摧毁哈马斯“这一既定战争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哈马斯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名称和理念,而不是一个可以被杀死或摧毁的个人或设备和基础设施清单。无论以色列采取什么行动,该组织都将生存下去。”国际危机组织未来冲突项目主任罗伯特·布莱切尔则指出,哈马斯不仅是卡桑旅3万名武装分子的问题,该运动的成员囊括医生、律师、专业人士,“这个数字至少要大一个量级,即数十万人”。
《+972杂志》评论说,内塔尼亚胡的目标是打一场非常漫长的战争,甚至可能是无休止的战争。“这位总理之所以想延长战争,是因为他知道,或者至少怀疑,战争结束之日,他的统治就进入了倒计时。”
这篇评论还称,除了政治生存之外,内塔尼亚胡还存在延长战争的更深层次原因。内塔尼亚胡一生的使命就是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这也是他此前多年里曾不惜加强加沙的哈马斯以保持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分裂的原因。因此,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内塔尼亚胡“宁愿延长战争,即使没有机会取得真正的军事胜利,也要阻止巴勒斯坦独立取得任何进展”。
10月初加沙冲突爆发前,跨地区研究机构阿拉伯晴雨表在当地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加沙居民对哈马斯的无效治理感到沮丧,并倾向于两国方案;44%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信任哈马斯。不过,阿拉伯晴雨表据其以往研究指出,每次以色列镇压加沙,哈马斯的吸引力就会上升。
“未来 10 年,在这场冲突中成为孤儿的孩子们不会成为和平主义者。”一位阿拉伯官员表示,“我们看到哈马斯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极端。只要还处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而现在还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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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日前为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独家撰文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助力欧洲和全球经济复苏,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发展。欧盟对中国的需要远大于中国对欧盟需要,但多年来,欧洲经济为美国所累,外交政策也受美国裹挟,独立自主性不断减弱,成为影响中欧关系的制约因素。
作者:亚尼斯·瓦鲁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希腊前财政部长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
随着12月7日,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人们很自然地希望通过官方声明与讲话,分析影响中欧关系和欧盟对华政策背后的深层推动力。但要理解这些力量的本质,还要追溯到1971年的8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再维持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固定汇率,标志着由美国自己一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欧盟现在的商业模式正是为了应对从固定汇率制度到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动荡过渡而形成的。中国的崛起及其与欧洲不断演变的关系,也需要放在同样的角度来审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欧洲货币与美元之间固定汇率制(即欧洲的美元化)能够稳定运行的前提,是美国对欧洲国家和日本保持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只要美国对欧洲保持净出口,那么注入欧洲的美元就最终将回流到美国。然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变成了一个净进口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持续性便难以维系。于是,美国秘密向欧洲和日本提出了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另一种模式——我称之为一场“黑暗交易”。这种“黑暗交易”很容易理解,美国在贸易逆差下,仍旧保持对欧洲和日本产品的高需求。作为回报,欧洲和日本自愿将利润投资于美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由此,美元成为了一种被美化了的“借据”,美国可以用它来购买欧洲和日本工厂生产的几乎所有东西,而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投资美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什么说这是一场“黑暗”的交易呢?因为它给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带来巨额财富,却永久性地压低了德国等欧洲净出口国的工资水平,还使欧洲其他地区陷入了缓慢的衰退,美国中心地带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萧条。
上世纪90年代,就在美国和欧盟陷入这种畸形的关系时,中国崛起了——它意外成为了美国主导的这场“黑暗交易”的受益者。这场“交易”如今已经发展成了这样:美国将整条生产线搬到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再出口到美国;美国人用美元购买这些产品,而中国人则把挣到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金融部门,例如购买美国债券。那么美国会利用这些储蓄做什么呢?它会把从欧洲、日本和中国获得的大部分利润投资于世界各地的新资本设备。简而言之,美国“回收”了别人的钱,并得到了很大一部分由此产生的利润和租金。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回收”机制在2008年彻底崩溃。在欧洲和亚洲每天向美国注入数十亿美元利润的支持下,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家们不断堆高不可持续的赌注——美其名曰“结构性金融衍生品”,最终赌注倒塌,引发了金融海啸。随着雷曼兄弟的最先爆雷,一块块恶性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拖垮了整个欧美银行体系。在那个时候,西方国家一边为大多数人实行紧缩政策,另一边通过疯狂印钞来救助金融业及其大企业客户。结果是金融市场大幅复苏,但生产性资本投资崩溃,因为大多数人买不起昂贵的新商品了。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工人阶级的萧条,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极右翼种族主义在欧美的兴起。
西方资本主义最终没有垮掉,要感谢两位“大救星”:第一要感谢它们央行的印钞机——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二就是要感谢中国。雷曼兄弟破产后,中国政府立即明智地增加了国内投资,用扩大内需弥补可能的外需损失。因此,中国没有受到西方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的大举投资也为美国和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以上历史背景有助于理解当前的中欧关系:欧盟需要中国远甚于中国需要欧盟,但欧盟对华关系受到美国的制约。须知欧盟本身的基础就有缺陷,这一缺陷早在2008年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席卷欧洲之前就业已存在:欧盟与美国不同,美国拥有一个统辖全国的财政部、完全统一的银行体系,以及国家总体投资计划——当然,其中包括庞大的军工复合体的巨额预算;但欧盟什么都没有。结果是,2008年之后,以希腊为开端,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进而导致其投资水平降至本就不高的美国以下,更不要说跟中国比了。欧洲民众也过上了“苦日子”。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5年,我们来看结果。2008年,欧洲的国民总收入比美国高出10%;到2022年,美国反比欧洲高出26%。而且,欧洲人不仅总体上更“穷”,人均收入也比美国少了。更糟糕的是,自2009年以来,欧洲国家未能像中国或美国那样大力投资于未来技术,如电池、太阳能、微芯片和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对云计算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赋能其科技巨擘和数字金融转型,但欧洲却没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虽然目前仍属于富裕经济体,但已经在走下坡路。中国的科技巨头和数字支付系统的大规模增长,威胁到了以美元为基础的传统全球支付体系,因此美国意欲对中国发动新冷战,但却把欧洲也拖入其中。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在欧洲原有的南北分歧基础上又增加了东西分歧,并极大地推高了欧洲的能源成本,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独立自主,使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更难摆脱美国意志。总之,当欧洲领导人参加本届中欧领导人会晤时,他们选择立场的自由度将比以往少得多。欧洲已今非昔比,如果中欧关系受到制约,对双方人民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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